醉酒型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疑难问题研究探讨论文

　　摘要：自入刑以来，酒后驾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近10年来，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法律上，未成年人酒后驾驶的认定标准相对模糊，导致实践中的判断标准不同，地方判断也不同。因此，如何完善酒后驾驶行为的认定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些不需要处罚的酒后驾驶行为，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首先，在论述危险驾驶罪定罪现状的基础上，从立法背景、学术争议和司法现状等方面阐述了危险驾驶罪的定罪现状。其次，本文阐述了醉酒驾驶罪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构成犯罪，另一种是构成犯罪，但因情节轻微不会被起诉。本文的主要部分是分析如何将酒后驾驶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及目前酒后驾驶行为将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三种具体的解决方案以达到研究目的。

 

　　关键词：醉驾；轻微犯罪；认定标准；出罪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普通犯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一条是完善酒后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高缓刑、免刑适用率，应对近年来此类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1]本文对醉酒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提出了新的表述，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酒后驾车”案件时，应综合考虑肇事者醉酒程度、机动车驾驶类型和其他因素。然后全面确定本案的定罪量刑实际情况。《意见》危险驾驶罪的规制，表面上是对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的指导，但实质上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反映。如何将《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或“中罪中刑”转变，织密刑事法网，构建包含重罪、轻罪、轻微罪在内的层次分明的犯罪分层体系，已经成为《刑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抽象危险犯，而非行为犯

 

　　由于汽车、摩托车和其他机动车辆的行驶速度比自行车甚至电动自行车快得多，醉酒者在驾驶机动车辆的过程中很可能无法及时、准确地应对紧急情况，从而对道路安全或非特定人群的安全构成一般性的抽象风险。如果根据具体情况判断醉酒驾驶不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也不危及未指明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即不具有抽象危险性，则不构成危险驾驶罪。例如，醉酒者在空停车场驾驶汽车不应被视为危险驾驶。

 

　　(二)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应当依据血液中酒精含量检测结果

 

　　2013年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办理酒后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违法者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作为判断“醉酒”的标准，即血液中酒精浓度高于80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车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同样数量的酒精。有些人喝了一斤酒后仍然清醒驾驶，而病态醉酒或酒精过敏的人只喝了10毫升甚至5毫升酒后可能会失去知觉。然而，立法不能为个人设定太多的标准，因为法律的普遍性，立法只能确定一个统一的绝对但相对合理的标准。根据统计的一般规律，基于酒精的医学测试，酒后驾驶的标准设定为80mg/100ml。因此，考虑到《刑法》的普遍适用性，80mg/100ml是衡量酒后驾驶的绝对最低标准。[2]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的适用

 

　　根据《刑法》通则中“但书”的规定，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框架下，司法部门在处理酒后驾驶时，将情节轻微的案件视为非犯罪。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发布了《普通犯罪量刑指引(二)》，为醉酒驾驶罪的认定提供参考。在量刑指南中，规定对酒后驾驶行为的量刑应考虑车辆类型、速度、道路状况、实际损害、醉酒程度以及行为人悔改的态度。对轻微犯罪不予定罪或免除刑事处罚。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省份都出台了有关酒后驾驶案件的相关规定。比如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关于醉驾的会议纪要》(浙高法〔2019〕15号)，第一条规定，在广场或公共停车场等公共场所驾驶汽车，或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门口后接替驾驶进入居民小区的，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酒后驾车上路”。[3]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困惑

       (一)《刑法》解释对定罪的影响

 

　　1．关于“道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

 

　　2．关于“醉酒”标准问题。2013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血液酒精浓度为80mg/100ml为单一标准定罪门槛。在我国，以80mg/100ml的酒精含量作为入罪标准，这与犯罪要件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不符。[4]

 

　　3．关于“但书”规定。危险驾驶罪以酒精含量为80mg/100ml为单一标准进入罪，由于标准明确，定罪非常容易，即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完全视为构成犯罪。酒后驾车在道路上是一种危险行为，已被“但书”过滤，因此没有适用“但书”的余地。

 

　　(二)取证规范对定罪的影响

 

　　血液酒精含量是危险驾驶罪中最关键、最核心的证据。在提取、制造血液时，人为因素的时间差较大，从查封到血样检查，短短几十分钟，实践中往往出现封存血液时没有固定的拍照，血液形成犯罪嫌疑人的签名确认，血样被销毁鉴定机构无法重新鉴定等，最终导致证据可疑而定罪。

 

　　(三)自首认定对量刑的影响

 

　　自首作为法定情节，对于准确量刑十分重要。发生事故后，醉酒驾驶人留在现场等候公安机关处理，能否认定为自首？在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果出来后，警察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往公安机关处理，自动前往，能否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5]

 

 

　　刑罚轻则使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中成为一种特殊的个例。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平锅的凹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崛起，各种犯罪行为不可避免地出现。以“醉驾”为例，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这本身就是私家车数量不断增加的后果。相比之下，汽车相对匮乏的时代，“醉驾”是一个极其稀有的话题。由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新的犯罪行为的出现，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刑法》进行改造，以应对新的犯罪现象，已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以“去重刑化”为核心的“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

 

　　“罪”是《刑法》结构中“严”的部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刑法》网是否严密，行为人能否逃脱法律网，从而控制严重的社会越轨行为。要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首先要编织好“法网”，使犯罪圈不大不小。“惩罚”是《刑法》结构中的“严厉”部分，代表法律惩罚的严厉程度。“重而不严”的《刑法》的结构在刑罚方面非常严格，但法律网的严厉程度远远不够。相比之下，“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在面对不同的犯罪行为时会更加合理。“严而不严”的《刑法》结构的特点是《刑法》的分层和轻缓化以及法律网络的等级化和严格化。“严而不厉”采取一种“宽而浅”的结构，对类似于“醉驾”类的案件，采取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处置措施；对一些传统《刑法》中十分严重的犯罪则采取犯罪化、刑罚化、监禁化的手段。加大对他们的惩罚力度，而不仅仅是对其犯罪行为的惩罚，同时加大对认罪认罚、轻罪缓刑、免刑的适用力度。

 

　　(二)以“限制犯罪圈”为核心的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

 

　　近年来，有学者针对“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肯定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希望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来的刑事政策和《刑法》结构取向应以“重而不重”为基础，发展“轻罪轻刑”的模式，既不重罪也不重刑，但要适度。《刑法》结构应主要解决定罪量刑问题。一方面从定罪的角度来看，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犯罪圈的大小，即《刑法》网的严密性。“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提倡的犯罪圈大小是一种适中的模式，即在确定犯罪圈大小时不对“严”过于迷信，它并不认为利用《刑法》来界定各种犯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没有过分强调《刑法》谦抑原则，忽视《刑法》应当规制的一些行为。“醉驾”不是一个只能通过刑罚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处罚范围上，主要问题是刑罚的分层、重罪与重罪的高罚、轻罪与轻罪的低罚、不同的分层分别对不同的犯罪进行规制，从我国的现实出发选择合适的刑罚，增设轻罪以防止重罪被滥用。“中罪中刑”认为，无论是片面的重刑主义还是片面的轻刑主义，都会对我国《刑法》结构造成过度矫正。片面的重刑主义将严重损害行为人的利益，不利于权利的保护。如果影响危险驾驶罪和其他轻微犯罪的判决，将减少缓刑和豁免的适用。但是，片面的宽大会使被害人的权益受到践踏，无法满足我国《刑法》中“有罪必究”的基本要求。如果影响重罪的量刑，将会降低《刑法》的报应机制，导致犯罪成本的降低，严重破坏《刑法》的威慑力。[6]

 

　　(三)“严而不厉”与“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带来的启示

 

　　无论采用何种理论，《刑法》结构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中国的犯罪圈和刑罚数量。所谓《刑法》结构，就是将《刑法》的所有要素整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种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反应的组合形式。“严而不厉”与“中罪中刑”都强调在构建《刑法》结构时，必须确保其内部要素(罪名)合理，搭配(刑罚)均衡。在详细分析了上述两种《刑法》结构的特点后，本文认为，要优化我国现行《刑法》结构，首先，要科学界定犯罪圈。在设立新罪名的同时，取消一些不需要《刑法》规范或名存实亡的罪名。为了保证《刑法》的稳定，刑法界的调整不应过于频繁。其次，刑罚应当分层，并权衡刑罚投入与犯罪的比例。为满足《刑法》结构要素合理均衡配置的要求，重罪可以采用重刑主义，轻罪的处理应尽量轻化。[7]

 

　　同时，还应当引导民意正确参与，而非主导立法、司法。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等轻微犯罪为例，一旦严罚民意占据主导作用，会产生一定的后果：第一，它将导致适用监禁前强制措施；第二，它将扩大后续非刑事社会制裁。如果司法判决过度受舆论影响，将导致对轻罪的严厉处罚，监禁的适用范围较大，但缓刑和豁免的适用范围较低。一旦监禁被广泛应用，大量犯罪嫌疑人将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这种轻罪的目的是通过惩罚少数人来警告多数人。如果监禁的范围太广，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此，为了实现立法初衷，最大限度地减少酒后驾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司法人员必须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以确保犯罪得到适当的惩罚。

 

 

　　自《刑法》修订以来，酒后驾驶一直备受争议，近年来，关于酒后驾驶是否应被定罪的争议也得到了解决。在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酒后驾车应该受到严惩，试图用严厉的惩罚来消除这种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许多学者还认为，目前对酒后驾驶的处罚过于严厉，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明确告知未成年人的行为，不应将其视为犯罪。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刑法》开始向轻罪立法建设迈进。醉驾本就属于轻罪，而轻罪立法应当配以相应的出罪机制，否则就会导致刑罚过度化。过度使用刑罚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会导致人们在受到《刑法》惩罚后更难回归社会。酒后危险驾驶作为法律草拟的一种抽象危险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对此类驾驶行为进行刑事定罪符合中国当前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在公共安全领域预先保护合法利益的立法目的，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

 

 

　　[1]章桦，刘真，石镁虹．L市醉酒型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7，9(2)：68-72．

 

　　[2]孔祥承，聂友伦．醉驾案件中醉酒标准认定之思考[J]．行政与法，2020(3)：91-99．

 

　　[3]王敏远．“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J]．法学，2020(3)：109-123．

 

　　[4]徐旺明．醉酒驾驶入刑的反思[J]．中国检察官，2020(9)：23-26．

 

　　[5]张忠明．危险驾驶案件司法实践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2020(13)：32-36．

 

　　[6]吴雨豪．认罪认罚“从宽”裁量模式实证研究——基于部分城市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定量研究[J]．中外法学，2020，32(5)：1231-1255．

 

　　[7]常丽，于倩，莫菲．“醉驾电动自行车”型危险驾驶案件社会治理研究[J]．中国检察官，2020(15)：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