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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话语权在近代之前一直依赖于其数千年来稳固的知识信念、疗效而被人们所坚守, 但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引发的西化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把科学主义、西医体系引入中国医学领域后, 西医在中国不断拓展传播, 并建立起系统化的医院、学校, 更重要的是被国家权力确立为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和支柱。这样, 从民间到官方, 西医实现了对中医话语权的侵蚀和控制, 导致了中医话语权的严重衰落。中医话语权的衰落是文化全球化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发展和呈现, 并深刻地展示了文化全球化所固有的西方与非西方、西方性与中国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二元交会与对峙关系。
关键词：
文化全球化; 知识权力; 中医; 西医; 话语权;
作者简介：甘代军 (1974-) , 男, 四川内江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
作者简介：李银兵 (1976-) , 男, 四川资中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
基金： 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中医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13GZQN26);
近代中西医学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与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论者从话语权视角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近代中西医之争成为中医话语权衰落历程中的表征事件, 西医学书籍在华的译介、西医杂志的出版、科学观与进化论的盛行、西医教育和社团对话语主体的控制, 这诸多因素与西医话语权的上升和中医话语权的衰落密切相关;科学主义被用作西医争夺话语权的知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手段, 中医为了捍卫话语地位乃至生存, 甚至被迫用三民主义的政治话语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抗击西医的进攻。[1]这样的分析触及到了近代中医话语权衰落的某些因素, 但并不全面和深刻, 尤其是没有从全球化所引发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二元关系视角进行深入讨论。因此, 本文把近代中西医的关系纳入文化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进行阐释, 强调近代中西医话语权的嬗变主要表征的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 随着基督教文化在华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侵略, 我国卷入近代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西化思潮和科学主义认识论把中医贬为旧医、巫医、玄学而予以非难和排斥, 中医的话语权由此陷入深重失落的境地,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中西医论争, 中医界虽争得一席之地, 却也只剩下一息尚存了。西方医学挟其方盛之势, 已占据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主要地盘。”[2]617因此, 中医与西医话语权的此消彼长并非表象上的不同医学体系之间实力的较量, 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与非西方、西方性与中国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二元交会与对峙关系。所以, 透过近代中医话语权的衰落历程, 可以从医学体系之间张力这一独特领域观察和理解全球化的二元结构问题是如何呈现与发展的, 这对于我们加深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文化全球化引发的中医话语权的逐步衰落, 才导致了中医在近代医疗体系中的式微和在社会生活中被疏离, 并进而出现其作为独立医学体系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基于这样的认识, 本文试图在近代纷繁的历史背景中耙梳引发中医话语权失落的相关因素, 最终为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中医文化的历史宿命与发展前景提供理论反思的基础。
纵观近代中医话语权的嬗变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明末清初西医入华及广泛传播是引发中医话语权危机的实践根源, 而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导致的西化潮流是引发中医话语权危机的社会根源, 唯科学主义观是引发中医话语权危机的知识论根源, 国家权力对西医的推崇是导致中医话语权衰落的政治根源。尽管期间中医界不断进行话语权和生存权的抗争, 但都因社会潮流和政治权势的阻碍而使中医话语权难以恢复此前的主导地位。
一、中西医汇通与中医话语权的主导
从明末至清初, 西方医学渐次进入中国, 开启了与中医并行发展而至汇通的历史进程。在此时期, 由于西医传播范围的有限、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稳固地位, 西医未能对中医的地位构成威胁, 中医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具有话语主导权,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 都对中医持有较高认同与信赖。但是, 西方医学的传入传播无疑为其日后挑战中医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西医理论与实践的独特性与优势渐为国人了解并认同, 并由此培育了一批批的西医受众和学习者、研究者, 为日后西医的大肆扩展造就了大量追随者和支持者。
西医进入中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全球扩展的历史结果, 西方传教士为了安身立命与传教之便把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在早期阶段, 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是西方古典医学, 这样的西医知识尚未具备与中医抗衡的理论与临床优势, 因而对中医的话语权并未构成威胁。人体解剖学是首先传入中国的西医知识体系, 由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详细地介绍了人体的运动系统、肌肉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感觉系统, 比中医的对人体生理结构的认识精细、准确。之后的传教士艾略儒、汤若望等又介绍了西方古典医学的四体液学说、灵气学说, 以及西洋医药中四元行学说 (火行、气行、水行、土行) 、药露炼制法、金石和草虫药物疗法以及按摩法、放血疗法、温泉疗法、火罐疗法等, 这些西医知识无论在理论水平还是实际疗效上都无法与中医的整体实力相比。因此, 在西医传入早期 (19世纪以前) , 西医文化传播还处在简单译介西医古典知识阶段, “尤其临床方面, 仍为繁琐哲学所笼罩, 其疗效远不足和中医相比, 对中医影响很小”[3]40。同时它也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 因而还没有挑战中医话语主导权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只是到19世纪之后, 西医的势力才反客为主。因而, 在近代以前, 中西医之间处在和平相处与汇通状态, 一些西医在华开设诊所时也学习和使用中医疗法, 而中医也对西医采取接纳、汇通态度, “中医界凡能有机会学习西医、使用西药者, 都在或多或少地尝试中西汇通这一条路”[2]567。
二、西医扩张对中医话语权的潜在威胁
即便是西医在华影响迅速扩展的19世纪, 它也没有对中医的话语权造成猛烈冲击, 而只是处于区域拓展和体制化发展的壮大阶段。这一时期首先为西医在华树立声望的是牛痘术的传播。1805年医生哈威脱、皮尔逊把牛痘疫苗带到澳门、广州, 开启了牛痘术在华的发展事业。皮尔逊还在广州开设种豆诊所, 种豆工作由城市推广到农村, 在广州地区影响渐大。之后皮尔逊的助手邱禧接管其诊所, 亲手为数万人种豆, 并把此技术传授给不少人。牛痘术除了在广州传播之外, 还在北京、天津、福建、湖南、江苏、江西、湖北、浙江、四川等北方和内地城市开展。因此, 在19世纪前50年, 牛痘术已经在中国有一定传播, 使中国人对西医的优势有了直观而正确的认识, 为西医话语权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 不断建立的西医诊所、医院、协会、学校、杂志等促进了在华西医的体制化, 并从此使西医的影响日益强盛, 在一些重要城市、区域开始形成足以与中医抗衡的社会影响力。1827年, 英国传教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 诊治患者4000余人;后来医院迁到广州改为广州诊所。1835年, 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 该局一年之内诊治病人数达2152人次。[2]3811842年, 伯驾把眼科医局改为综合性医院, 并把西医最新成果硫醚麻醉术用于手术中。1858年, 该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此后, 由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医院日益增多, 1805-1860年期间, 来华的传教医师共约30人, 开设诊所或医院32个, 遍布区域为北京、广东、港澳、浙江、福建、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个别地区, 涉及城镇16个。[2]392-393而到19世纪后半叶, 在短短数十年内, 西医诊所、医院在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 遍布13个省市、80多个地区, 并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辐射。[2]446到19世纪末, 不少西医院从教会中独立出来, 并实现了管理的系统化、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手术室、隔离病房、药房等科室设置齐全。西医的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相对于中医的优势大大凸显, 从而为西医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奠定了重要基础。无论是在官僚还是在百姓头脑中, 西医的高效、可靠和权威形象得以广泛确立。因而寻求西医治疗的群众蔚为大观, 仅以在博济医院工作数十年的嘉约翰为例, 他诊治的病人达74万人次, 住院病人4万人次, 外科手术患者4.9万人次, 培养了154名西医人才。[2]448由此可见, 20世纪前后西医的权威和话语权已经通过医疗活动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的认可。
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 西医教育体系在华的渐次开展更为西医话语权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它不但培养了数量可观的中国西医师, 造就了大批西医的坚定信仰者, 更为西医体制的官方化和国家化打通了道路, 为西医话语权上升为国家意志创造了良好条件, 进而成为造成中医话语权日益丧失国家权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从第一所近代西医学校“博济医校”于1866年创建, 至20世纪初, 在华共建了西医学校12所:博济医校、打狗医院、天津医学馆等, 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广州等地区的中心城市, 讲授内容主要是生理、解剖、化学、外科、药学, 教育水平与同期欧美医学教育水平差距不大。截至1897年的数据显示, 这些学校共培养毕业生约300名, 肄业生250~300名。[2]414-416西医学校的创建和医学生培养不仅使知识界对西医产生了广泛认同和接纳, 更使中国上层一些官僚成为西医的忠实信仰者和推动者, 官办医学院校及其西医教育的开展便是明证。官办同文馆于1879年开设西医学课程, 并翻译和使用西医教材, 聘请有声望的传教医生。同文馆的西医教育和聘请教师的高超医术又直接对中国决策者的西医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同期创办的北洋医学堂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1881年, 北洋的医学校“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 (“医学馆”) 创办, 学校采用西方学制, 课程设置采用西方医学标准, 教师多由英籍医生担任。北洋医学校是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官办西医学校, 开启了官方把西医纳入教育体制的先河, 因而对于确立和提升西医的社会话语权具有深远作用。总之, 自19世纪后半叶起, 西医的传播内容、速度、范围和影响日渐广泛, 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对中医的主导权造成了巨大冲击, 从此中医的话语权渐次式微, 并导致了中医发展的艰难困境。
三、西化思潮对中医话语权的冲击
如果说19世纪西医的强劲传播促成了西医在华的体制化、教育化和官方化发展局面, 使西医信仰和西医诊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潮, 并由此埋下了中国信奉西医、否定中医的思想种子, 那么, 贯穿于19世纪、波及现代的广泛西化的社会心理和实践潮流则成为用西医埋葬中医话语权的文化性、社会性根源。在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 虽然西医知识体系在不断发展进步, 但从临床疗效来看, 中西医各具独有的优势, 西医对中医的优势并非全面开花, 但在20世纪前20多年, 西医却在话语权上远远超过了中医, 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医学知识和临床疗效的孰优孰劣, 而在于中国人近代以来持续发酵的文化心理上的虚无主义。西化思潮的严重泛滥始于近代中西方的全面接触和碰撞, 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民族存亡危机引发了中国学界、政界广泛的文化自省直至文化自戕。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和改革没能实现中华的自强,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成了思想界对西化日本的学习热潮, 这些因素又成为维新变法者倡导从政治制度上西化的历史依据。而改良运动的失败又引发了“中华民族危机植根于陈腐传统文化及其落后思想”的文化虚无主义, 从而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而大力倡导文化革命, 以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文化, 进而使西化思潮在20世纪前20年逐渐达至顶峰。虽然期间有对西化思潮的奋力抗击, 但西化思想始终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西医界借助于西化意识形态氛围, 以“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等对立性话语对中医进行大肆批判, 使中医界陷入失去时代精神支持的困窘境地。当时, 无论是政界、文化界、医学界, 都有不少思想领袖在西化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医的话语地位进行致命解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对中医的贬抑、对西医的褒扬代表了政界对中西医价值的定位:中医“以意进逻病机, 凭虚构象, 非实测而得其真也。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 又多实业孤学, 藏真府俞悉由考验, 汤液酒醴更极精翔”[3]61。1881年他还创建北洋医学堂, 开展西医教育, 足见其对西医的推崇。此后的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从医学教育和卫生制度上确立了西医的主导地位。在文化界, 鲁迅对中医进行了质疑和否定, “中医, 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 内科尤为独步, 我可总是不相信”,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4]77丁文江更是表达了对中医的坚决排斥:“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与节操, 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4]78。陈独秀也在《敬告青年》中批判中医的非科学性:“ (中) 医不知科学, 既不解人体之构造, 复不事药性之分析, 菌毒传染, 更无闻焉。”[4]79在医学界, 一些西医生更是对中医进行猛烈抨击, 甚至宣告中医必亡, 尤以余云岫为甚, 余氏企图通过摧毁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彻底否定中医, “堕其首都也, 塞其本源也, ”“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说谎, 是绝对不合事实的。”[3]252-253在猛烈批判中医时, 余氏完全采用了当时思想界惯用的二元对立话语, 把中医贬斥为落后的“旧医”、“玄学”, 而把西医视为进步的“科学”、“真理”:其目的“是批评旧医, 唤醒旧医, 要想整理旧医, 改造旧医, 陶铸旧医”, “我是个真理的忠实信徒, 反对玄学的激烈分子, ”“我只是服从真理、凭信科学。”[5]可见, 余氏的思想与其他西化派是完全一致的, 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也是用进化论的“新旧”观念、用“科学”“民主”等思想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而余氏则同样用这些西方现代话语来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中医思想体系, 以倡导医学的完全科学化和西化。
四、科学主义泛滥对中医话语权的致命打击
科学主义思潮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吹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严重影响, 尤其是在科学界和医学界, 由于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在西方接受了西方科学知识教育而归国进行研究、讲学, 他们对西方科学尤为推崇、信服, 并用西方的近代科学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知识的是与非。因此, 在全社会科学至上的话语背景和民国政府基于现代性诉求的统治策略的双重压力下, 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甚至一度陷入严峻的合法性危机之中。[6]在中西医的存废论争中, 针对中医的“废除派”主要就是借助“科学”“真理”的话语来否定中医的。在这股科学主义风潮的影响下, 中医话语主导权的失落在学术论争中表现出来, 面对西医派的进攻, 中医“维护派”基本处于守势和弱势状态。之所以说近代中西医之争中医话语权处于劣势, 主要是因为面对西医派对中医理论基础的攻击, 中医派做出的反击显得有点乏力, 同时, 中医界自身也发生了对中医理论的自我否定, 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中医话语权的衰落。中医界发生过两次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批判与论争。1915年, 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袁桂生发出废除五行说的提议, 并发表于《神州医药学报》, 随后中医黎北海和束子嘉先后发文反驳, 最后这场论争以朱阜山的文章《废止五行生克之评议》结束, 废五行说者赢得此次争论。第二次废五行说的论争始于章太炎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 后来陈无咎、陆定雷、叶古红、时逸人等纷纷攻击阴阳、五行、六气学说, 他们大多以科学标准来否定中医理论基础的正确性, 把中医视为毫无科学性的迷信、玄学, “古医书中凡五运、六气、干支、生克之论皆出于道家之术数, 谓为迷信”, “中医学理多半纠缠玄说。”[3]214-215面对诘难, 中医界仅有曾觉叟、吴汉仙、陆士谔、陈泽东等少数几个人发表反驳文章, “但他们的力量始终是不大, 未能挽回颓势”[2]414-416。第二次论争又以中医话语权失利告终。
在中西医话语权的较量中, 废除中医派竭力以科学主义为武器攻击中医理论学说, 而中医保卫派则尽力避开科学话语而论证中医的合理性。在当时科学主义普遍盛行, 并占据社会舆论主流地位的背景下, 中医保卫派的理论辩护就显得有些自说自话、苍白无力。废医论代表余云岫以实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否定中医的合理性, 他说:“今旧医所袭用者, 太古以来人类本能发明之事也, 经验也, 其现象混淆。”“彼大黄除实, 当归止痛……经验也, 非实验也。”“经验是靠不住的, 凭着经验, 不能把科学实验来严密检查一下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3]255-256他认为, 科学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是教育的重大问题, 是我国强盛的大事, “方今科学运动为我国教育之要务, 诚与世界日趋大同, 欲我国之竞美列强, 不为牛后, 则必以科学相周旋”[3]259。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他要竭力用科学口号来批判中医了, 这实与他的科学信仰有根本关系。面对科学武器的猛烈进攻, “存医派”的恽铁樵、杨则民则竭力为中医的合理性辩护。在1916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后六年, 恽铁樵才发起对余的理论反驳而著《群经见智录》。他以四时来阐述中医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 认为中医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 这就把中医理论引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中进行辩护, 从而否定了废医派对于中医非科学性的批判。这实际上还是以西方的科学思维、理念来论证中医的合理性, 足见他也无法回避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杨则民是另一个对废医论的科学观进行有力批驳的重要学者。1933年他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一文, 指出了以《内经》为重要基础的中医方法论与西医有原则的差别, 中医是辩证法的方法论, 强调调和、调节, 而西医是机械论的方法, 因而不能用所谓西医的科学论来检验中医的合理性, “舍弃《内经》之思想法则, 取其生理病理以视固有之医学, 是投降也!自我否定也!科学化之乎哉?灭亡而已矣”[3]200!因此, 在这场关于中西医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论争中, 由于其时代科学主义在社会中的大肆盛行, 即便是中医界为中医体系的独特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也对社会上过度的西医信仰难以产生重大逆转。
五、政治权力对中医话语权的剥夺
在很大程度上, 中医话语权的强弱高下取决于国家权力对中西医地位的认定和制度安排, 近代时期国家权力三次对中医的贬斥、对西医的褒扬基本上决定了中医在这场话语权较量中必然失败的结局。民国元年7月, 北洋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中未把中医列入教育体制中, 遭到中医界的抗议。1914年京师医学会派人与教育部交涉, 要求把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 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驳斥, 他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 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 难以照准。”[2]597随后全国十九省市中医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 要求国家保存中医中药。但教育部批示称中医不具有完全科学性, 因而不予讨论立案。此为中医遭遇的第一次行政打压。1929年2月, 南京政府卫生部通过了余云岫的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卫生事业之障碍案》, 以及其他人提出的三个议案, 合称《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些议案的核心思想是:逐渐停止中医登记 (截至民国十九年底) , 禁止中医办学校, 禁止有关中医的新闻杂志和宣传品出版发行。由于这次卫生部会议上没有中医代表, 议案获得了通过。这议案不仅要取消中医的话语权, 更要从根本上灭绝中医, 因而又引起了中医界的第二次反抗。3月17日中医界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会议决定设立“三一七”为国医节, 并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卫生部迫于舆情当面应允提案暂不执行。但仅一个月后, 教育部宣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为“传习所”, 不久卫生部通令禁止中医采用西医西药。因此, 废医提案以变相的方法进行实施。因而, 12月中医界又进行抗议示威, 要求中医参加卫生行政, 中医药改为国医药等。1930年的中央政治会议上, 通过了设立国医馆的提议, 次年成立国医馆, 并设立国医节。中医界的第二次抗争取得部分成果。但是, 1933年, 中医界请求制定“国医条例”的提案遭到行政院的否决, 汪精卫公然叫嚣要中医药停业, “不但国医应一律不允执业, 全国中药店亦应限令歇业。”[2]597可见, 这次试图使中医获得法律上与西医平等权利的努力又告失败, 这是中医遭遇的第三次打压。直到1938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 中医学校列入教育系统的草案才得以实施, 总算为中医在行政当局中保留了一点点话语权力。但是在国家权力的贬抑和西医话语权的侵蚀下, 中医被迫走向了向西医靠拢的科学化、现代化道路, 中医教育中也套用了西医教学方法, 甚至增加了西医课程。可见中医已经被西医的话语权所俘获和异化了。
结语:文化全球化与知识权力
纵观西医在中国不断传播、扩张和确立起主导地位的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 正好是文化全球化发展日渐兴盛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 不仅西方的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在全球大肆传播, 而且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也获得了全球扩展的历史机遇, 因而, 作为综合了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西方医学, 也趁势加快了其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 西方宗教扮演了急先锋的重要角色, 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开拓宗教地盘, 把西方医学带入中国大地, 从此逐渐改变了中国的医学总体格局和话语谱系, 使中医被推入“往东走”还是“往西走”的艰难选择境地。[7]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华扩张导致的西医话语对中医的排斥和征服效应, 进一步彰显了全球化所具有的普遍性二元结构关系:西方与非西方、全球性与地方性、传统与现代、科学与非科学等二元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冲突。近代西医与中医的张力关系无疑是上述全球性二元结构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呈现, 反映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排斥, “落后国家的文化不断被边缘化, 出现文化认同危机, 直至危及到民族文化的生存”[8]。
这一发生在中国医学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了文化全球化的某些动力机制和发展规律:文化全球化并非只发端于某种单方面的历史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市场的无限需求、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世界理想、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普世追求等等只是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外部动力;而在西方文化不断扩展的进程中, 它触角所及的国家或民族本身对西方文化的渴望和自觉吸纳则是促成非西方接纳西方文化的内在动因。如上所述, 伴随西方基督教文化而入华的西医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医疗领域获得话语权力和体制性地位, 则与当时思想界、医学界、政界精英对西方文化的膜拜、对中国文化的贬斥有极大关联。尽管就临床疗效而言其时西医对中医的优势仅仅在外科学等有限方面, 因而并无战胜中医的整体实力, 但无论在民间还是上层社会普遍都对西医治疗趋之若鹜, 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医学评判观念和标准都深受西化思想的深重影响, 加之西医通过系统化建构在民众间树立起高效、可信的良好形象, “西医通过医院、慈善机构、私人诊所、卫生防疫机构, 在现实生活中普及西医观念, 以先进的设备、优雅清洁的环境、精湛的医术甚至数量上的优势吸引患者。医学院、医学书籍和刊物、医学学术团体的存在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显示出西医学科的优势和特点”, “一言以蔽之, 西医在中国是以强大的结构性优势和医学科研新成果的不断取得而压倒中医、挤迫中医至边缘化境地的”。[2]509西医这些实践努力和特点不断强化了其科学形象和可信地位, 使普通民众不自觉地实现了对其优越性的认同, 而知识界和政界的实权者更是在西化观念支配下把西医置于唯一科学性的地位, 并在医疗卫生体制中确立其主导权力, 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中医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地位。很明显, 在此过程中, 当作为外来医学体系的西医征服中医时, 它依赖的不是西方人, 而是那些对西方医学进行盲目膜拜的中国人, 他们用文化自戕的方式否定了凝聚着中华传统哲学与文化精华的中医, 这就深刻地展现了西方文化全球化扩展的一个重要机制———西方通过激起他者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促使其自觉地摧毁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尊, 从而使之主动传播和发展西方文化, 最终巩固和壮大了西方文化的全球性价值和地位。可见, 西医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实现对中医的话语压制, 是建立在其不断的知识权力生产基础之上的, 它不断塑造西医的知识权威、科学地位和话语优势———废医派极力使用新医与旧医、玄学与科学、真理与谬误等二元对立话语来打压、否定中医, 尽管中医界立足中医的本土话语、借助西方的科学思维或哲学思想来论证中医的正当性, 但其曲高和寡的特点始终难以改变以“科学”“现代化”为旗号的西医对时代思潮的控制。正是由于西医进行的科学话语权力的生产, 它获得了中国国家权力的认同、支持, 进而取得了制度化身份与权势, 最终导致了中医在近代几乎被给予制度化废弃的危险境地。
总之, 近代中医话语权的衰落历程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窗口, 从近代中西医的并置、碰撞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知识权力是如何构成和催生现代性、传播西方性、瓦解地方性的———近代西医作为一种科学知识体系正是通过其早期的医疗实践、中期的制度化建构、后期的科学性话语霸权并上升为国家医疗体制而成功实现对中医话语权和主导权的篡夺的。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医在近代乃至当代为何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是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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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与知识权力:近代中医话语权衰落的根源探析》附论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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