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资源影响了企业 ESG 表现吗?论文

 

　　关键词:冗余资源,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环境污染、社会就业压力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企业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主体，在环境改善及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2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社会责任局，旨在推动所监管企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履行社会责任。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上述举措均释放出国家积极推动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信号。此外，在全球经济动荡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企业自身的经营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企业的治理能力也因此面临更为严格的考验，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提升适应性和竞争力，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ESG涵盖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3个维度，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非财务指标。企业ESG表现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及企业自身治理均具有深刻影响。首先，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有效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促进企业环境效益的提升;其次，现有研究表明，企业ESG表现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促进生产规模扩张与创新投入增长，提高就业水平［1］、增加员工收入［2］，提升企业社会效益;最后，企业ESG表现能够惠及企业自身，通过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3］、内部控制质量［4］和优化投资效率［5］，多方面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益。由此可见，深入研究企业ESG表现对于响应国家号召、指导企业决策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然而，提升ESG表现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会耗费企业大量资源与时间成本，且风险高、回报周期长，可能导致企业缺乏提升ESG表现的意愿和条件。

 

　　冗余资源指超出当前企业正常业务运营即时需求，但预计在未来仍具备使用价值且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冗余资源构成了可供企业其他业务使用的资源池，开发与利用此类资源，可能为企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有助于改善企业在提升ESG表现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但学界对于冗余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仍存在争议。基于组织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需累积一定的冗余资源，当企业面临困难或存在资源需求时，可消耗该资源以满足生存或竞争需求，保证企业运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缓解内部冲突和提高管理者自信，激励其投资于长期高潜力项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则认为，企业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由委托方和代理方所构成的契约集合体。冗余资源会加剧代理问题，进而对企业运行产生消极影响。那么，冗余资源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作用机制为何?不同情境下，二者关系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事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是亟待探索与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ESG评级体系的日益成熟为研究冗余资源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适宜的研究场景。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9—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冗余资源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探究冗余资源和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将冗余资源进一步细分为沉淀冗余和非沉淀冗余，分别探究二者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效果，得出差异化结论，丰富了沉淀冗余和非沉淀冗余的经济后果研究;第三，基于内部资源配置和外部融资环境双重视角揭示了非沉淀冗余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为优化非沉淀冗余治理、缓解过度金融化及融资约束给企业ESG表现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企业金融化和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冗余资源可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本文借鉴Sharfman等［6］提出的分类方法，按照流动性和专用性将冗余资源分为非沉淀冗余和沉淀冗余。非沉淀冗余是指未被组织利用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较高的资源，比如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信贷额度等。沉淀冗余指已经被组织吸收到组织过程中的资源，此类资源的转化与利用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比如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员工、闲置的专利技术和无效的市场营销活动等。

 

　　1.1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ESG表现已从社会责任的流行语演变为现代商业战略的综合评价标准［7］，提升企业ESG表现已逐渐成为企业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非沉淀冗余的适度增加可以为企业提升ESG表现创造条件。首先，企业提升ESG表现与保障日常运营活动及实施其他战略规划都需要大量资源支持，而当资源不足时，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源上的冲突，非沉淀冗余的积累恰好为企业提供了充足且灵活的资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类冲突［8］，有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其次，ESG实践往往伴随着较长的利益回收周期与高昂的投资成本，企业在高竞争、高风险的市场环境中往往面临资源分配上的策略考量与迟疑。而非沉淀冗余资源作为企业应对风险与困境的坚实后盾，允许企业进行探索性实验和试错，缓解了管理者的避险心态，有效提升了管理者对于高风险、高回报及长期项目的投资信心［9］。最后，非沉淀冗余突破了企业各类创新行为所面临的资源瓶颈，避险心理的缓解也提高了管理者引导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而信息化创新能够精确捕捉利益相关者需求，并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并促使企业的生产走向低碳化和可持续化;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的创新则能优化治理结构与人员配置。因此，非沉淀冗余推动的各类创新能够通过环境、社会、公司治理3个维度全面提升企业ESG表现。

 

　　代理理论与组织理论在非沉淀冗余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上存在不同视角。组织理论倾向于肯定非沉淀冗余的积极作用，而代理理论则指出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下，非沉淀冗余可能成为代理人侵占所有者利益的渠道。然而，两者并不矛盾，现有研究表明，冗余资源对企业的影响存在“临界点”［10］，适度的冗余资源更多地展现出对企业的积极影响;超过临界点后则会展现出相反的情况。本文认为，上述研究结论在非沉淀冗余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同样存在。具体来说，过多的非沉淀冗余为企业提供大量灵活资源。一方面，这给管理者提供了过于宽松的操纵空间，可能导致其通过大量配置非沉淀冗余追求短期绩效提升、盲目扩张企业规模，以增加个人收入和权力［11］。鉴于ESG投入见效慢，相关项目受关注度高、监管严格，管理者可能因无法迅速获取收益而忽视ESG投入，将资源转向短期套利项目。另一方面，拥有大量高流动性资源可供调配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但这一优势也可能诱发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导致其决策时忽视风险、高估自身能力，从而引发其在投资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11］，将资源投入到与企业、行业的现实需求不匹配的项目，背离企业正确的发展路线，挤占企业ESG投入［12］。与此同时，过度自信的心态也可能引发管理者在企业管理方面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下降，加剧对ESG表现的负面影响［13］。此外，当管理者表现出过度自信时，他们也可能倾向于维持现状，导致决策风格趋于保守和迟钝，不仅减缓了对新兴项目的探索，还削弱了对原有项目的有效开发与管理［14］。从ESG的实践角度来看，管理者的这种保守决策模式不利于企业积极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此外，随着非沉淀冗余的增加，其对企业ESG表现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当企业践行ESG理念的成本收益比失衡，即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时，企业可能转而将沉淀性冗余资源投向其他高回报项目，从而削弱对企业ESG的持续投入，导致企业ESG表现下滑。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形关系。

 

　　1.2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

 

　　沉淀冗余的灵活性弱于非沉淀冗余，通常仅局限于特定项目和生产环节。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沉淀冗余的专用性可用于维持企业原有的业务活动，在企业面临困境时重新投入使用，以帮助企业从容地应对风险和市场竞争，缓解管理者避险心态，促使企业管理者将更多资源投入ESG实践，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沉淀冗余虽然内嵌于特定的业务流程，但通过合理的挖掘、整合与重组，这些资源仍有可能被有效投入到企业所需的业务与流程中，发挥近似非沉淀冗余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15］。

 

　　沉淀冗余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同样可能存在“临界点”。一方面，过量的沉淀冗余仍有可能造成管理者过度自信［16］，引发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决策上的保守和迟钝，导致投资决策偏误和管理效率下降，进而弱化企业ESG表现;另一方面，沉淀冗余高昂的管理成本和沉没成本［10，15］构成了企业运营的额外负担，进而限制了企业向其他项目分配资源的灵活性。这一状况可能导致企业用于践行ESG理念的投资资源受到挤压。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形关系。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企业ESG相关数据来自华证ESG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业、保险业样本;②剔除ST、﹡ST及数据缺失样本;③对数据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2.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非沉淀冗余(US)和沉淀冗余(AS)。对于非沉淀冗余，依据该资源高灵活度高流动性的特点，参考李晓翔和刘春林［14］、吴梦云等［17］、肖红军和李井林［18］的研究，使用流动比率作为非沉淀冗余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可以灵活利用的非沉淀冗余越多。对于沉淀冗余，由于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能反映运用于管理、营销等活动的特定资源的多寡［18］，这些费用内嵌于企业业务流程之中［19］、可能未直接产生即时的经济效益且不易被转化，符合沉淀冗余的特征。因此参考肖红军和李井林［18］的研究，使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衡量沉淀冗余，该指标数值越大，企业积累的沉淀冗余越多。

 

　　2.解释变量

 

　　企业ESG表现(ESG)。使用华证ESG评级衡量企业ESG表现。将企业ESG表现从低到高划分为9个等级，依次赋值1～9。数值越大，企业ESG表现越好。

 

　　3.中介变量

 

　　(1)企业金融化(Fin)。企业金融化是指企业在资产配置中倾向于增加金融资产比重的现象。本文参考王波等［20］的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总资产。由于2018年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中删除和新增了部分项目，因此将2018—2023年的计算公式修改为企业金融化程度=(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总资产。该指标越大，证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

 

　　(2)融资约束(KZ)。采用具有较高综合性的KZ指数衡量融资约束。企业的KZ指数越高，则代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4.控制变量

 

　　参考吴梦云等［17］、潘玉坤和郭萌萌［21］的研究进行控制变量的选择。各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见表1。

 

 

 

　　3.1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企业ESG评级的75分位数仅为5，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ESG评级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对于非沉淀冗余来说，标准差为1.812，表明各企业非沉淀冗余的积累情况差异相对较大。

 

　

 

　　3.2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

 

　

 

　　表3列(1)中非沉淀冗余(U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证明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表3列(2)中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066和－0.005，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倒U”形关系特征，且根据Utest检验的综合P值判断，Utest检验通过。因此，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呈“倒U”形关系(见图1)，H1得到证实。

 

　　表3列(3)中沉淀冗余(AS)的回归系数和表3列(4)中沉淀冗余的二次项(AS2)回归系数不显著，证明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H2未得到证实。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沉淀冗余在适度增长阶段可能无法提升企业ESG表现。具体而言:沉淀冗余可能是转型升级中被淘汰的“过时”资源，因其技术含量低、不适应发展需求，加之发掘难度大与高昂的重启成本，难以在企业面临困境时有效投入使用，限制了沉淀冗余对管理者避险心态的抑制作用，从而难以对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沉淀冗余难以灵活配置，可能导致企业的行为僵化［15］，进而难以调动资源提升ESG表现。另一方面，沉淀冗余在过度增长阶段可能不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消极影响。具体而言:鉴于沉淀冗余的转化难度和高昂的管理费用，可能难以调动管理者的乐观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14］和迟缓决策的出现，对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的影响有限，因此沉淀冗余的增加不会削弱企业的ESG表现。此外，政府定向政策扶持力度的增强、投资者对ESG关注度的提升及企业对ESG理念认同感的加深，三者共同构成了企业践行ESG理念的强大动力。

 

　　此背景下，原本可能存在的沉淀冗余管理成本对于企业ESG投入的挤占效应有望得到缓解。

 

　　3.3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研究结论可靠，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Heckman两阶段回归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对冗余资源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系列稳健性检验。因篇幅限制，各种检验结果未报告，作者留存备索。

 

 

　　前文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呈现“倒U”形关系，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不存在明显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接下来将基于内部资源配置视角引入企业金融化作为中介变量，基于外部融资环境视角引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并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模型(5)验证非沉淀冗余是否通过企业金融化和融资约束影响企业ESG表现。公式为

 

　　Mi，t=a0+a1 USi，t+a2 USi，t2+Σcontrolsi，t+μyear+μid+εi，t(5)

 

　　式中，Mi，t为中介变量，在本文包括企业金融化(Fin)和融资约束(KZ)。

 

　　4.1非沉淀冗余、企业金融化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剧可能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我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配置金融资产进行套利以获取超额利润，这可能引发实体投资替代效应［22］，削弱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基于ESG视角，企业金融化程度加剧，意味着大量资源流向金融资产配置，进而可能使企业减少对节能减排技术、员工福利、供应链管理等ESG相关领域的投入，削弱企业ESG表现。

 

　　非沉淀冗余和企业金融化之间可能存在“U”形关系。当非沉淀冗余处于适度增长阶段时，企业的内部资源冲突得到缓解，一方面减少了代理问题的滋生，

 

　　增强管理者决策质量;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条件，为企业带来长期可观的收益，从而双重抑制管理者将资金转向金融资产的倾向。但是当企业存在过多的非沉淀冗余时，管理者可能陷入过度自信，高估收益而低估风险，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以进行套利行为。此外，由于大量的资源会诱发管理者自利行为，且企业金融化对于管理者来说存在着“重奖轻罚”的特性［23］，企业管理者可能出于自利目的增加企业金融化资产的比重。企业金融化与融资约束分析结果见表4。根据表4列(1)，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和0.001，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U”形关系特征，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金融化呈“U”形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表4列(1)及表3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企业金融化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4.2非沉淀冗余、融资约束与企业ESG表现

 

　　融资约束的上升可能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消极影响。提升企业ESG绩效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而在高融资约束环境下，企业难以在维持日常运营之余保留充足资金用于践行ESG理念。即便非沉淀冗余资源增加使企业的可用资源增多，但面对外部融资渠道的限制，管理者也可能优先利用非沉淀冗余维持原有业务或投资短期见效的项目以保证企业平稳运行，而非践行ESG理念，后者通常资金需求大且回报周期长。此外，依据融资约束理论，融资难度的增加可能导致企业投资决策偏离最优路径，这也会导致企业削减对ESG的投入。

 

　　非沉淀冗余和融资约束之间可能存在“U”形关系。随着非沉淀冗余的增加，企业内部资源冲突得到缓解，一方面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提升企业信用评级，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为创新活动营造了有利环境［8］，使企业获得更多政策扶持，并提升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综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一旦其增长超出合理范围，大量可以灵活利用的资源可能诱使管理者出现自利与非理性行为和迟缓决策，导致经营风险显著增加，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反而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表4列(2)，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554和0.024，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U”形关系特征，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融资约束呈“U”形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表4列(2)及表3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融资约束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本文还采用Bootstrap(500次抽样)对上述机制路径做进一步检验。因篇幅限制，检验结果未报告，作者留存备索。

 

 

　　5.1区域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5。根据表5列(1)，以东部地区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071和-0.005，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倒U”形关系特征。此外，根据表5列(2)，以非东部地区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的二次项(US2)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在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而在非东部地区企业中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从企业环境视角分析，东部地区政府强力的监管与执法［24］和发达地区外部利益相关者对ESG绩效的高度关注［25］共同构建了更为严格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压力环境，这种环境促使东部企业将非沉淀冗余资源投入到ESG表现的提升中。从企业自身的视角出发，东部地区的企业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享有更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资源配置能力，可以高效利用营商环境调整企业内部冗余资源的分配，以促进ESG表现的提升［16］。但当企业非沉淀冗余过度积累时，东部地区高市场化的特征也为投机套利等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强化了非沉淀冗余过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逐渐掩盖了其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东部地区拥有更加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东部企业可能倾向于通过配置金融资产以实现套利目的，进而挤占企业用以提升ESG表现的资源;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中小企业众多，其高资金需求与低风险承受能力更易引发短期融资行为［26］，忽视长期ESG投入。

 

　　5.2行业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非沉淀冗余对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将企业划分为是否为高科技企业以及是否为制造业企业。

 

　　根据表5列(3)，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084和－0.006，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倒U”形关系特征。此外，根据表5列(4)，以非高科技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的二次项(US2)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在高科技企业中更强，而在非高科技企业中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高科技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高技术密集度和高创新敏感性，在提升ESG绩效方面拥有更为优越的资源禀赋;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广泛关注，这使企业承担了相对较高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压力，同时企业ESG绩效的改善效应也因高关注度而放大，从而更加激发了企业的投资动力。但当企业非沉淀冗余过度积累时，高科技企业所具备的特性也放大了过量非沉淀冗余对企业ESG表现的制约因素。一方面，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比重大、信息透明度较低、不易受到外界监管［27］，这可能使高科技企业成为管理者在冗余资源过剩情境下的非理性与自利行为以及迟缓决策的温床，从而对企业践行ESG理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研发耗时长等特点，当企业具备大量非沉淀冗余时，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短期投机行为进行风险对冲，以保证企业的平稳运行，从而挤占ESG投入。

 

　　根据表5列(5)，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和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分别为0.087和－0.006，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倒U”形关系特征。此外，根据表5列(6)，以非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的二次项(US2)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在制造业企业中更强，而在非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制造业企业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规制压力与迫切的绿色转型需求，因此制造业企业利用非沉淀冗余提升ESG绩效的动机更为强烈。然而制造业企业的高度竞争性也与非沉淀冗余过度积累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形成协同效应，导致非沉淀冗余对ESG表现的积极影响在资源过度积累时发生逆转。具体而言，由于制造业企业面临着高强度市场竞争，企业管理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达成业绩目标并维护自身利益，在拥有大量资源可以调用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采取短期决策，阻碍企业提升ESG表现。

 

 

　　引用华证ESG评级体系中的分项数据，从不同维度考虑非沉淀冗余对ESG表现的影响，见表6。根据表6列(1)，以环境(E)维度评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的二次项(US2)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环境(E)维度评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根据表6列(2)和列(3)，以社会(S)维度和公司治理(G)维度评级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非沉淀冗余一次项(US)回归系数均为正，二次项(US2)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符合“倒U”形关系特征。检验结果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社会(S)维度、公司治理(G)维度评级均呈“倒U”形关系。检验结果可能涉及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环境污染治理的收益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而成本却几乎完全由企业自身承担，在环境治理中存在普遍的“搭便车行为”，企业提升环境(E)维度的绩效带来的收益可能无法覆盖成本，因此导致企业利用非沉淀冗余对环境(E)维度的投入并不积极;另一方面，环保投资在污染治理上的效果常具有滞后性，这一特性同样延伸至环境(E)维度绩效的提升，企业投资后难以迅速获得直接反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对环境(E)维度绩效提升的关注度与投入积极性。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形关系，而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无明显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和融资约束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非沉淀冗余和企业ESG表现的“倒U”形关系在社会维度和公司治理维度中更加明显。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企业管理者应具备识别沉淀冗余与非沉淀冗余的能力。可加强管理者在相关方面的培训与考核，以促使他们准确识别并高效利用非沉淀冗余，从而放大其积极效应。第二，企业管理者应使非沉淀冗余数量尽量保持在“临界值”状态，从而使非沉淀冗余的积极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可通过“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控制非沉淀冗余:一方面探索新业务、升级技术，拓宽盈利渠道并留存资源;另一方面健全内控体系，加强资源监控审计，动态调整管理冗余资源，防止非沉淀冗余过度累积。第三，减少过量非沉淀冗余对企业ESG表现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缓解因管理者套利动机引起的企业金融化;另一方面缓解因高融资约束引起的管理者决策“扭曲”，通过这两种方式弱化消极影响的传导路径，以此来降低过量非沉淀冗余的负面影响。在企业层面，可通过管理层持股制度使管理层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捆绑，同时引入专家咨询机制，以增强决策科学性。在政府层面，可强化企业信息披露监管，鼓励社会多方参与监督，促使管理者合理决策。

 

 

　　本文基于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冗余资源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沉淀冗余与企业ESG呈“倒U”形关系，并通过企业金融化与融资约束产生非线性中介作用，该关系在东部、高科技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为企业优化冗余资源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建议企业准确识别冗余类型、将非沉淀冗余控制在适度区间，并通过内外部治理弱化过度冗余的负面效应，以提升ESG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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