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会计师事务所职业经历的天然优势,相关人员入职上市公司担任高管的现象屡见不鲜。既往工作经历塑造了事务所背景高管的独有特征,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事务所任职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事务所经历的高管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平均年龄、外部治理水平均强化了上述过程的负向影响。希望研究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高层梯队理论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等研究范畴,为管理者个人行为决策、企业如何提升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识及进行人才聘任提供建议,为政府部门利用政策的制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高管事务所经历,企业风险承担,高管平均年龄,外部治理水平
0引言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且关系着企业长期向好发展。恰当的风险承担水平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企业快速成长。相反,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低,会使其资本支出减少,风险投资和创新投入不足,从而导致经营业绩下滑,缺乏发展动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内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Acharya等[1]、薛姣[2]分别从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等视角,检验债权人权利和强制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从内部环境来看,股权结构[3-4]、管理者薪酬[5-6]及高管背景特征等也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其中,高管作为企业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其风险偏好直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高层梯队理论中提到,高管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决策及对应的绩效结果[7]。考虑到对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因素测量的复杂性,高层梯队理论从相对容易度量的高管背景特征出发,将高管职业背景、任期、年龄、性别等特征,作为认知能力、价值观念等的替代指标进行研究。如Faccio等[8]以高管性别为切入点,发现拥有男性CEO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李红权和曹佩文[9]认为CEO在青年及中年时期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后出现转折,趋向于规避风险。此外,当高管在制定战略及面对投融资决策时,不同职业背景将导致其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从而使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已针对高管职业背景,分别从学术背景[10-11]、从军经历[12-13]、留学经历[14-15]等视角展开探索。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聘任曾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担任高管已成为一种趋势:2021年9月,浙大网新(600797)聘任黄涛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黄涛曾任职于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4月27日,曾任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的陈立先,受聘担任青鸟消防(002960)财务负责人;同年,高能环境(603588.SH)聘任孙敏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其曾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高级审计员。高管职业经历影响其思维模式及行为习惯,进而对公司管理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拥有事务所背景的高管大都接受过专业和系统的培训,能够处理复杂的经济业务,在决策时有信心去承担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具备事务所经历的高管鉴于以往工作特性,强调遵守规则、洞察危险、谨慎仔细,可能导致其怯于开展风险偏高的活动,并具有风险厌恶倾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高管事务所经历这一独特视角,采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事务所任职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针对高管平均年龄、外部治理水平的调节效应进行探究,研究结果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及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为企业进行科学行为决策提供了经验借鉴。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高管职业背景与企业风险承担
已有研究主要从学术背景、参军经历及留学经历等视角分析高管职业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从学术背景来看,俞静和王运栋[11]认为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对创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可以增强企业对创新信息的掌握程度,促进企业的创新性投资,而更多的创新投资活动意味着企业将承担更多的风险。然而,面对不确定性决策时,学术思维也会赋予高管更多严谨和理智,使其怯于冒险,从而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10]。
从参军经历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企业的运营与管理岗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是否受高管军旅生涯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严格的军事训练及严明的纪律条令培养了参军高管遵规守纪的行事风格,塑造了其勇敢无畏的性格特点。具有参军经历的核心高管在决策时更加激进,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业绩,特别在竞争性行业中更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13]。不过,军旅生涯也造就了从军高管遵纪守时、小心谨慎的作风,使其倾向于规避风险,进而阻止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Benmelech和Fryd-man[12]研究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CEO卷入企业舞弊活动的概率更低,在投资决策中也更加保守。
从留学经历来看,在政府的扶持和引进海外人才回国政策的吸引下,大量海外留学或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回国谋求发展。得益于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管理者领略了各国优秀文化,开拓了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而使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可能更强[14-15]。
1.2高管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学术界通过对高管的学术背景、参军经历、留学经历等背景履历进行研究,证明高管的这些职业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影响。另外,事务所任职经历作为高管职业背景的典型,同样值得关注。
一方面,一直以来,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诚信、客观、公正、谨慎”对相关人员起着严格的约束作用,在该行为准则的影响下,拥有事务所任职经历的高管更倾向于谨小慎微,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企业面临的状况做出判断,充分权衡收益与风险,规避风险较大的项目[16]。同时,具备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高管由于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判断和审计重要性的认识,相比于其他高管,可能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受托责任意识,即认为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应完全准确地反映企业价值和投资机会。这使得他们可能倾向于做出更加稳健的投融资决策,从而抑制了企业进行风险承担。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事务所背景高管更加偏好多元化发展,而若企业把资源及精力投入多个非核心业务板块,资金的约束将会迫使企业放弃净现值为正且风险较高的项目,进而降低企业对于风险的承担水平[1]。
另一方面,曾经任职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管拥有过硬的会计与审计等专业能力,处理复杂财会问题的能力相较于无相关工作经历的高管更强[17],这使其在面临决策时有信心且有能力去承担及处理企业经营、投资、筹资等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兼具机会与人才的平台,其高管在事务所工作期间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社会资源,结识了丰富的人脉,因此,拥有事务所经历的企业高管可能眼光更长远,因短视而放弃一些投资机会的可能性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促进了企业进行风险承担。从风险管理视角来看,曾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高管通常具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风险管理经验,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评估风险,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从而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并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快速响应和恢复秩序。这将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降低损失和影响,从而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1a: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负向影响。
H1b: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正向影响。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由于被解释变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计算需要3年窗口期数据,可获取数据为2009—2020年,因此观测年份为2011—2020年。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公司;③剔除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④对连续变量在1%及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以防止离群值的影响。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实证分析则利用Stata 15进行数据处理,最终获取到21 436条观测数据。
2.2变量度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oasd、Diff)。参考Boubakri等[18]、余明桂等[19]、何瑛等[20]的做法,利用Roa波动性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盈利波动性越大,代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其中,Roa=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为缓解行业及周期的影响,将各企业Roa减去行业均值得出Roa-Adj。然后滚动计算上市公司在观测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及极差,观测时段为t-2年至t年。上述内容所涉及模型为
式(1)~(3)中,Roa_Adj为盈利波动性;NI为净利润;ASSET为总资产平均余额;X为企业样本数;K为第K个企业;Roasd为观测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T为第T年;Diff为观测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资产收益率的极差。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高管事务所经历(Experience),具有事务所经历取1,不具有事务所经历取0。
3.控制变量
借鉴既有文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21-22],本文控制了可能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造成影响的系列因素:①企业年龄Firmage;②企业规模Size;③资产负债率Debt;④股权集中度TOP1;⑤企业成长性Growth;⑥独立董事比例Ind;⑦董事会规模Board;⑧所有权性质Soe。
所有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定义见表1。
2.3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其中,Risk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主要包括Roasd和Diff两个变量;Ex-perience表示解释变量,为高管事务所经历;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主要关注α1的正负及显著性。模型为
RiskT=α0+α1 Experience+αi Controls+ε(4)
式中,RiskT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α0为常数项,α1~αi为各项系数;Experience为高管事务经历的虚拟变量;Controls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下表数据不难看出:被解释变量Roasd均值为0.038,标准差为0.12,变异系数约为3.16;被解释变量Diff均值为0.071 5,标准差为0.217,变异系数约等于3.03,这表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对于解释变量,大约有71.3%的公司聘用曾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管。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的平均年龄为17.89;公司规模最大值为28.64,最小值为14.94,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规模差距较大;样本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4.7%,即上市公司负债水平普遍偏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4.18%,股权结构整体相对集中;公司成长性的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分别为-2.733、130 000和925.5,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在成长阶段上悬殊极大;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37.6%,董事会规模均值约为9,即平均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9人,其中独立董事占比37.6%。另外,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41.4%。
3.3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4)的回归结果见表3。列(1)、列(2)的结果显示:在使用Roa标准差及极差这两种方式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情况下,高管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负相关,并且在1%的水平显著,H1a得以验证,而H1b不成立,即曾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管抑制了企业进行风险承担。从表3还可以看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预期相符。企业年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存续年限越长,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企业规模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较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在面临风险时更加保守;资产负债率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即企业举债越多(资产数量一定时),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他们与公司的利益联系就越密切,并且可能会产生规避风险的倾向。
3.3稳健性检验
3.3.1固定效应模型
为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主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其在控制内生性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见表4。
3.3.2延长被解释变量滚动计算窗口期
企业风险承担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对其进行稳健性测试十分必要。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任期不超过3年,在上文的回归模型中,企业风险承担变量使用的是3年期窗口。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吕文栋等[23]的做法,分别采用4年期、5年期作为计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窗口。回归结果见表5及表6,在延长被解释变量滚动计算窗口期后,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
3.3.3替换解释变量度量方式
在主回归中,高管事务所任职经历采用虚拟变量进行衡量,即在某一年度上市公司聘任1位及以上拥有事务所背景的高管记为1,否则为0。使用此方法对解释变量进行度量时比较粗略,为提高研究精度,改用企业高管中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人数比率(Ex-perience_r)来替代管理者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虚拟变量,对模型(4)进行回归,得出Experience_r的系数分别为-0.042 6、-0.078 7,并在1%水平显著,与主回归结果相符,见表7。
4进一步研究
4.1产权性质
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高管任命、考核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高管在两类企业中的职权大小、职权范围及受制约程度存在不同。对于国有企业,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获得政府优惠的同时不可避免将受到政府的干预,从而影响高管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做出决策,即使不同任职背景的高管个性特征、行事风格迥异,其风险偏好也有可能在国有产权背景下受到限制。非国有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相较于国有企业更加完善,且高管个人利益与企业绩效考评联系密切,高管的专业知识及自身特长得以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好地运用,即高管职业经历可能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更大。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研究高管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见表8。
从显著性来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Experience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即两类企业中曾就职于事务所的高管都将抑制企业进行风险承担。从系数大小来看,国有企业样本Experience的系数分别为-0.004 8、-0.009,非国有企业样本Experience的系数分别为-0.005 4、-0.01,意味着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差异。
4.2高管平均年龄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及阅历的提升,一个人的处事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以高层梯队理论为依据,由于对新事物的学习能力降低,年纪较大的企业高管更加倾向于做出更为保守、稳健的公司决策。而年纪较小的高管则会有比较高的工作积极性,他们对新事物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并且对市场和公司的发展怀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激进的公司决策。Serfling[24]研究发现,CEO年龄越大,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越少,并倾向于降低经营杠杆率。张灵沙等[25]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高管团队的年龄特征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作用机理,发现高管团队年龄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为将高管年龄这一因素与事务所经历结合,本文加入变量高管平均年龄Age_ Mean,并构建交乘项Exp×Age_ M进行回归,探求高管平均年龄的调节效应。样本回归后的检验结果见表9。从表9可以看出,Age_ Mean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为负,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交乘项Exp×Age_ M与解释变量Experience符号一致,且在1%水平显著,即高管平均年龄增加,强化了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进一步体现出随着年龄增大,高管的风险偏好更趋于保守。
4.3外部治理水平的影响
何瑛等[20]认为,与管理者丰富的职业经历这一内在自我约束机制相对应,外部监督也同样促进企业进行风险承担,并且两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呈现替代效应。基于此,本文从管理者事务所背景这一单一职业经历出发,对外部治理水平是否在主回归中起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借鉴马连福等[26]的做法,以市场化指数作为外部治理水平的替代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将外部治理水平定义为Exgov,随后构建交乘项Exp×Exgov进行回归,相应结果见表10。其中,解释变量Experience与被解释变量Roasd、Diff显著负相关,变量Exgov与被解释变量Roasd、Diff显著正相关,交乘项Exp×Exgov在10%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外部治理水平加强了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可见,曾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者并未因外部治理水平的提高而积极促进企业承担风险,相反,他们可能由于迫于外部监管的压力等原因进一步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事务所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具有事务所经历的高管抑制了企业进行风险承担;第二,高管平均年龄强化了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第三,外部治理水平强化了高管事务所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预计带来如下启示:
(1)高管个人层面。曾就职于事务所的高管应充分意识到以往经历对自身性格特征、行事风格的影响,以及积极承担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避免因过度谨慎保守、追求稳健收益而一味放弃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造成企业风险承担不足。同时,事务所背景高管要拥有开放包容、不断学习的心态,不拘泥于以往工作惯性,主动采纳不同的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将自己打造成为复合型管理人才。
(2)企业层面。若企业管理者对于风险性活动持消极态度,可通过提供海外工作机会、安排相关知识培训、采取监督或激励政策提升其风险承担意识。虽然本文研究证实事务所背景高管抑制了企业进行风险承担,但并不否认其在财会等专业领域的特长,企业在进行人才聘任时应客观全面的考量高管个人职业背景及性格特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合理安排高管团队结构,以提高经营及决策效率。
(3)政府监管层面。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及相关制度,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鼓励其适当进行风险承担,避免短视行为,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6结语
高管凭借在会计师事务所积累的丰富职业经验形成了独有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会对企业的成长轨迹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深入探讨高管的事务所工作经历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高管平均年龄、外部治理水平等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关于管理者职业背景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研究视野。此外,本研究对于指导高管行为决策及团队构建亦具有实践意义。一方面,本研究结果有助于高管进行自我剖析,既不盲目追求冒进,也不过于保守,而是能够依据企业的实际状况,合理把控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在选拔高管时,应全面考量候选人的从业经历等背景因素,以确保任命的管理者能够最有效地推动企业发展。通过优化团队内部结构,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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