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论文

 

　　［关键词］舆情危机,网络舆情,舆情治理,自媒体

 

 

　　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2007年8月30日，我国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目的是为全国相关机关预防、处理突发事件，减少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并提供有效的法规指引。该法明确定义突发事件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部分自媒体为了流量大肆传播个人观点，甚至出现大量伪造信息，对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误导，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增加了政府管控网络舆情的压力。因此，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政府需要对网络舆情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理，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2]。

 

 

　　网络舆情的即时性指的是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和反应的能力，使得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可以立即被大量用户知晓和分享。这种即时性反映了互联网传播的迅捷性和广泛性，使得新闻和事件信息可以在转瞬间传遍全球，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无法限制其传播范围[3]。这也提示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必然会显现出即时性的特点。

 

 

　　网络舆情的内容丰富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涵盖了各种热点事件和核心问题，无论是自然灾害、政治动荡，还是社会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舆情的内容。这种涵盖广泛的网络舆情成为人们了解和关注各类议题的重要渠道。其次，网络舆情的信息来源也非常多样化。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新闻网站、个人博客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不同来源提供的视角和观点各异，丰富了舆情事件的内容，也让人们能够从多个角度了解事件的发展和影响。这种信息的多样性为舆情事件的讨论和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观点。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情感、分享观点和交流意见的平台。面对突发事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参与讨论和评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经验，这种互动性使得舆情更加活跃和多样化。社会大众的持续互动和交流往往会引发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集聚效应，进而对其他相关事件产生连锁影响，导致更为严重的网络舆情爆发。这种互动性不仅丰富了舆情内容，也加深了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认知。

 

 

　　突发公共事件一般具有人员伤亡、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较大等特征，因此极易被广大民众关注[3]。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自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可以迅速将消息传播到全球各地。但是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增加流量，常常会进行舆情炒作，通过渲染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来吸引关注。这种炒作往往会夸大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引发公众的恐慌和焦虑，进而加剧舆情的扩散和混乱。例如，在某公共事件发生后几天内，包括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在内的各大官方账号暂未发布关于该事件的相关信息，而与传统媒体相比的新媒体平台账号，其发布的信息更加频繁且覆盖范围更广，正是由于自媒体账号发布的大量视频，助推舆情进一步升温。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监控力度的不足，导致公众受到不明信息的干扰，如果公众频繁受到虚假信息和不明信息的干扰，他们可能会对政府和传统媒体失去信心，造成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控和管理，保障公众获得准确和可信的信息，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4]。

 

 

　　自媒体追求流量与利益密不可分，这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一些自媒体不择手段地获取流量，这就引发了“问题流量”。他们不注重内容真实性，也不考虑信息的价值，甚至无视规则和法律，将追求流量当成一门生意。他们只顾追求热度，不择手段地炒作话题，只要能引发关注就推送，这背后体现的是以“流量至上”“利益至上”为商业逻辑的行为。一般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但并未形成网络舆情之前，众多网友通过自媒体渠道已经发表部分信息和个人观点，这些信息也由于事件的热点不断传播，然而很多账号发布的信息是虚假的，甚至是人为制造的负面谣言，引发大量围观群众关注。一些自媒体账号甚至借此流量开直播博关注。这些账号及内容虽已被平台封禁下架，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由于官方没能及时处理，导致不实信息到处散播，造成众多民众误解。等到官方调查清楚情况通报时，不实谣言已经在网络上持续传播好几天，民众受谣言影响严重，造成部分网民对官方信息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发布过激语言的不良后果。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实现社会稳定，而人民的网络信息安全也是公众人身安全的一部分[5]。

 

 

　　近年来，许多突发公共事件引发了民众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特别是一些热点事件，显示了民众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强烈反感，并希望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声音。然而，一些自媒体却将事件作为焦点，违背道德和法律准则，通过散布谣言或利用片面信息来煽动民众情绪，欺骗他们的感情，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导致相关事件缺乏理性探讨，伤害了民众的情感，并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网络的不信任，增加了政府对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一直在加大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力度，但是主要停留在传统媒体和官方代表的自媒体中[6]。然而，对于民众自媒体，政府在加强法律意识方面的引导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机制和措施。首先，缺乏对民众自媒体从业者的法律培训和指导，使得他们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内容时往往缺乏法律意识，容易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导致舆情失控和社会不稳定。其次，政府对民众自媒体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足，使得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给了违法者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剧了网络舆情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网络舆情一般分为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影响，因此需要在整个网络舆情过程进行有效治理进而形成体系[7]。各地政府需要转变传统治理理念，以全过程治理理念进行管理，在网络舆情未发生前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防止网络舆情的发生。首先，政府可以建立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监测网络舆情动态，发现舆情发展的趋势和可能的风险点，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其次，政府应加大对网络安全建设的投入，提高网络防护能力，防止网络攻击和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减少网络舆情的滋生空间。最后，政府应加大对自媒体的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和制度，对自媒体平台和从业者进行规范和管理。同时，政府应加强对自媒体的引导，提供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引导自媒体合理发挥社会责任，提高其言论自律性。

 

 

　　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需要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并进一步与以互联网媒体为代表的载体形成网络合作。建立权威的新闻发布机构，如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在各个载体的权威信息传播渠道进行有效的发声，让大众能够及时获取权威信息，消除不实信息的影响，促进双方的信息有效传递，增加互动性，提升舆论管控的有效性，促进政府掌握舆情导向的主导权。

 

　　首先，政府需要及时掌握事件的准确信息，优先发布，及时回应广大民众提出的问题，消除民众对事件信息的疑虑，降低部分自媒体或其他媒体的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其次，政府需要持续提升发布信息的质量和及时性，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促使网络信息向正确方向科学引导，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再次，为了树立官方媒体权威性，需要进一步科学优化新闻发布机制，比如通过引入新闻发言人，实现层级合理、稳定输出的发言体系。最后，政府在网络信息发布前需要统筹安排，以服务人民的理念及时准确地回应公众并建立授权机制，明确部门和人员分工，促进合作，统一口径，有效引导舆论。

 

 

　　网络舆情不是某个政府部门单独就能够有效治理的，更多的是需要全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协同治理[8]。政府的舆情治理相关部门是所有社会人员与政府部门关于网络信息治理而联系的枢纽，需要以枢纽为基础，建立立体式、全方位的共同治理格局。应打破传统治理模式，以自媒体视角找出当前网络舆情传播的规律和特征，以创新的思维开拓新式网络舆情治理模式，杜绝简单粗暴地封、堵等处理方式，而是采用公开透明、及时精确公布网络信息的处理方式去有效引导广大群众。政府积极地培养专业网络人才，提高当前网络舆情监督员的素质和能力，打造职业化、专业性的网络舆情人才队伍。积极推动思想教育、人文教育，对广大民众进行科学的培训和教育，通过教育提升我国国民对于舆论客观性、言论自由性、思想独立性的认识水平，进而全方位引导群众独立、科学辩证地看待公共事件，实现网络舆情科学正向引导[9]。在加强网络舆情科学引导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对制造不良网络信息的媒体进行严厉惩治，消除“互联网是法外之地”的错误认知[10]。要及时升级和更新网络法律制度和规范，做到有法可依。

 

　　此外，政府需要培育良性的公民网络交流文化，提升公民自身网络交流素质[11]。增强辨别能力，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能明辨是非，有效甄别网络信息，减少和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同时倡导网络文明交流，减少广大民众在网络中沟通时的戾气，进一步促进网络文明，净化网络环境，降低网络舆情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和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联网舆论信息极为庞大，仅依靠人力很难对网络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大数据、云服务等先进技术的产生，为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工具。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有效搜集和甄别信息，并对舆论相关的数据进行科学治理，如抖音、微博等后台可以实现精准管控和数据提炼，而云服务技术可以保障信息的存储，防止丢失，并可随时调取和处理，增强了时效性和准确性。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传播变化频繁，因此需要科学地管理。作为公共事件传播者，要明证视听，积极传播真相和正能量，从而维护健康、文明、安全的网络舆论平台。政府应正确引导和监控，加强网络舆情审核，通过传播者、网络平台、政府等不同维度、全方位地建立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群策群力，才能真正守护网络环境，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贡献网信力量。

 

 

　　［1］颜陈.做好舆情“必答题”，妥善处理灾难性事件［J］.网络传播，2021（6）：82-84.

 

　　［2］幸荣，李红.自媒体时代下政府对网络舆论治理的必要性及策略探究［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5，35（1）：11-14.

 

　　［3］何奇龙，罗兴，王先甲.突发危机事件负面网络舆情化解的随机演化博弈分析［J］.经济与管理，2023，37（2）：20-29.

       ［4］孙元明.重庆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影响和对策研究［J］.重庆行政，2005（5）：44-45.

 

　　［5］杨兴坤，廖嵘，熊炎.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J］.中国行政管理，2015（4）：16-21.

 

　　［6］刘雨棋.自媒体视阈下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7.

 

　　［7］温新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三阶段探究［J］.人民论坛（中旬刊），2015（5）：152-154.

 

　　［8］包国宪，周豪.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J］.理论探讨，2022（2）：43-51.

 

　　［9］陈雅赛.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形成与政府应对［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70-78.

 

　　［10］马荔.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0.

 

　　［11］孙晓乐.自媒体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3.